向戌弭兵使中原大地上出現了一段難得的和平時期，晉楚之間有四十余年沒有發生戰爭。在晉楚兩國共同稱霸主導的兩極格局下，其他諸侯國周旋于兩國之間。
晉國和楚國雖然在會盟上屢屢劍拔弩張，爭做盟主，但弭兵之後卻能夠相安無事，禮尚往來。楚令尹屈建去世後，趙武曾經親往吊唁。而在虢地會盟時，趙武又再次將盟主之位讓與楚國。隨著晉國國勢的衰落，晉國同楚國之間的關系更為緩和，後來更是到了唯楚國之命是從的地步。而楚國雖然對晉國佔了上風，國內卻頻頻爆發危機，對外又面臨著吳國的步步緊逼，因此兩國方能夠維持和平。
不過對于其他諸侯國來說，情況並非如此。除了齊國和秦國之外，其他諸侯國幾乎都感受到了弭兵之盟帶來的新的壓力。弭兵之盟的確立，讓原本赤果果的戰爭掠奪變成了合乎禮法的橫征暴斂。以魯國為例，作為晉的僕從國，在弭兵會議之前，就已經頻頻向晉國奉上大量貢物。無論是晉國新君即位，還是遷都，甚至宮殿落成，都需要遣使恭賀，並送上價值昂貴的禮物。除了這些常規的貢品外，晉國往往還臨時提出貢品要求。正如《左傳》記載晉國司馬叔侯所言︰「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弭兵會議之後，魯國需要向晉楚兩國同時進貢。沉重的壓力一度到了讓魯國不堪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會盟中提出重新規定貢品數量的要求。
魯國如此狼狽，其他國家也好不到哪兒去。鄭國在子駟執政時，將牛羊牲畜、皮幣、玉帛之類放在與晉和楚的邊境上，時刻準備進獻給到來的晉軍或楚軍。弭兵會議之後，鄭國對晉國這個斷斷續續敵對數年的大國也是優禮有加。晉平公的夫人去世、續弦，乃至大興土木，鄭國都一而再再而三送上賀禮。鄭國執政的子產也不禁抱怨道︰「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及，亡可待也。」
然而，鄭國畢竟在子產的據理力爭下還能與晉國在某種程度上討價還價。像衛國這樣的國家遭遇更慘，甚至淪落到要向晉國進貢人口的地步。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晉國正卿趙鞅將衛國進貢的500戶人家安置在晉陽，導致趙氏與範氏、中行氏的互相攻伐。
晉國如此侵凌小國，楚國也不遑多讓。弭兵會議後次年，鄭國曾經主動派出大夫游吉朝見楚國。誰料楚國認為游吉規格不夠，竟然拒絕讓其入境，要求鄭簡公親自前來朝見。游吉好話說盡也未能如願，只得憤憤地返回鄭國。鄭簡公無法可想，只好改派游吉去晉國朝見，自己在子產的陪伴下赴楚。
魯國在楚國也遭受了和鄭國類似的待遇。魯襄公赴楚國朝見時，適逢楚康王去世，楚國居然要求魯襄公為楚康王的遺體穿衣服。面對此種侮辱，魯襄公卻不敢違抗，只能在叔孫豹的建議下先命巫師做法，驅除棺材和尸體的「邪氣」，聊以自我安慰。楚康王出殯時，魯、陳、許各國君主都為其送葬。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靈王大興土木，修成章華台，公開召集諸侯參加落成典禮，其中對魯國更是要求魯昭公親自前往，可謂蠻橫已極。
雖然小諸侯國不堪重負，但弭兵會議帶來的和平還是讓各國諸侯從過去國家之間的爭斗轉向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出現的新問題。為了順應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帶來的政治變化，各個國家都相繼推行了一些順應歷史潮流的新政策、新舉措，進而導致了春秋時期政治經濟的巨變。
晉國受弭兵會議的影響非常深遠，會盟所規定的「晉、楚之從交相見」其實對晉國相當不利。因為在弭兵之前的政治局勢中，魯、宋、衛甚至包括鄭國都對晉國表示服從，而楚國的從屬國只有陳、蔡、許三個規模較小的國家。弭兵會議後，這些國家紛紛向楚靠攏，再加上作為附庸的邾、郯、莒等國家，晉國在中原的影響反而降低。可是晉國之所以答應這一條件，正是因為國內卿族當政，政出多門的隱患即將爆發。
和其他諸侯國公族當政的情況不同，晉國的權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謂「公族」，指的是歷代國君的後代，而「卿族」則是異姓貴族。晉國由于之前經歷了大宗和小宗的吞並戰爭，以及晉獻公時期的驪姬之亂，晉國的公族早已不復存在，轉而由卿族掌權。卿族的勢力愈發強大，國君權力逐漸被架空。這一趨勢在弭兵會議之前就已經出現，後來更是因為卿族之間的爭權奪利而屢屢導致內亂，晉國國勢隨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勢力卻雄厚起來，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當政的局面。
齊國的情況，同晉國頗為類似。弭兵會議之後，齊國舊貴族高氏和國氏由于內亂，原本已經衰微，但新興的崔氏和慶氏由于屢屢弒君作亂，也很不得人心。此時由陳國流落到齊國的陳氏（即田氏）趁機收買人心，壯大起來，他們聯合鮑氏等卿族，將公族中發動內亂的欒氏和高氏鎮壓，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漸成為齊國一家獨大的貴族，為戰國時期陳氏代齊奠定了基礎。
魯國的情況比較特別︰魯桓公的後代季孫、孟孫、叔孫三家世襲國政，逐漸架空了魯國國君，可是到後來，各公族中的家臣卻又逐漸興起，形成了「陪臣執國命」的局面。
鄭國後來由鄭穆公的後代專權，合稱七穆。但七穆中的子產卻是一位開明的政治家。至于宋、衛兩國，雖然君權較強，但大夫勢力也不斷掀起內亂。總的來說，隨著弭兵會議的舉行，各國內部的政治局勢為之一變，貴族政治逐漸集中，成文法也先後頒布。這兩點進而導致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變更，將歷史推入了春秋晚期。
卿大夫勢力的日漸強大，是晉國建立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趙氏、郤氏以及欒氏和中行先後執掌國政，對君權構成了極大危險。此問題不僅在對外政策上影響了晉國的決策，導致了晉國接受了不利的弭兵條件，在國內政治方面也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
魯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九月二十六日，趙盾「弒」君，趙氏卿大夫在朝中不可一世。景公之時，誅殺趙同、趙括，趙氏力量被極大削弱，但趙武重立之後，趙氏的勢力又漸漸恢復起來。
而至于厲公時期，公族卿士中力量最強的是郤氏，郤、郤準、郤至，叔佷三人共列八卿，家族勢力達到鼎盛，朝中諸卿無不驚懼。而鄢陵之戰後，三郤自以為在晉軍大敗楚軍的過程中立下了蓋世奇功，更是 赫不可一世。而郤氏力量的強大，直接威脅到了晉厲公的統治，鄢陵之戰後，晉厲公便一直圖謀除掉這些強橫的士大夫，代之以自己的親信部下，尤其是自己諸多寵妃的兄弟。
厲公其中一位寵妃的兄長名叫胥童，此人因父親胥克為郤氏所廢而深恨郤氏，欲除「三郤」而後快。而厲公的另一位大臣欒書也因為郤至在鄢陵之戰中沒有采納自己的計策而打敗楚軍而心生怨恨，于是重金賄賂楚國，令其欺騙厲公說鄢陵之戰乃是郤至為了迎立公子周而串謀楚國發動的，只是因為其他盟國尚未準備好才沒有成功。欒書並且設計讓郤至到周京與公子周相見，這讓原本就對郤氏心懷疑忌的厲公更堅定了除掉這一家族的決心。
而由于郤氏一族平日十分驕橫，晉國朝野中對其懷有怨恨的人很多，晉厲公指使胥童、夷羊五、長魚矯帶領八百名兵士夷滅三郤，胥童並且趁機逮捕了中軍元帥欒書和中行偃等人，要求厲公一並誅滅這些在朝中掌權已久的卿士大夫。而厲公此時偏存婦人之仁，表示不願因一己之私而殺害更多人，于是釋放欒書、中行偃並派人進行慰問。
兩人表面上雖然感激國君的不殺之德，但心中卻對晉厲公十分疑懼，加之晉厲公素日十分殘暴，朝中大臣多將其看做夏桀、商紂之類的暴君。晉厲公滅三郤的次年，欒書串通中行偃將厲公捕系下獄，派程滑將其殺于獄中，死後僅以車一乘薄葬于翼東門，而厲公的親信長魚矯奔狄，胥童被殺，幾乎被夷滅殆盡。
厲公被殺是晉國自靈公之後的又一次大動蕩。而欒書誅滅厲公之後，又以國不可一日無君為借口派遣荀罃、士魴等人前往雒邑迎接公子周，而公子周也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勢下登上了晉侯的寶座。
公子周即位之初，年僅十四歲，是為晉悼公。悼公的祖父捷是晉襄公的兒子，雖因年幼不得即位為國君，卻得晉襄公寵愛，號稱為「桓叔」。桓叔生下惠伯談，談即公子周之父。因為晉國「不蓄群公子」的國策，桓叔這一支晉國的苗裔被安置于雒邑。而公子周在雒邑之時，雖然年幼，但已經頗有賢名，通曉詩書，德行高尚，對天下大勢也是了如指掌。
而鑒于晉國內部持續二三十年的激烈斗爭以及臣下屢次弒君的情況，公子周雖然受邀回國但卻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戒備心理。厲公死去十天後，公子周在欒書等人的逢迎下至晉。到了絳地，公子周與諸卿士大夫殺雞為盟，誡告諸臣曰︰「寡人羈旅他邦，且不指望還鄉，豈望為君乎？但所貴為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不如無君矣。卿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听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擁空名之上，為州蒲之續也！」
晉悼公這席話，看似是與諸臣寒暄，實則是對欒書等人勢大欺君的罪惡行徑予以嚴厲的指責，也是逼臣下向自己盟誓要忠于新君。年僅十四歲的晉悼公也從此承擔起了中興晉國的重擔。
而悼公即位之後，也確實勵精圖治。他首先致力于整頓內政，先是處理厲公朝的余惡，以「逢迎君侯于惡之罪」將夷羊五、清沸魑等五人斬首示眾，並以殺害厲公之事將程滑殺掉，而對于犯上作亂但又對自己有擁立之恩的欒書，則貶斥其養老，另將其嫡長子欒提拔到朝中為官。
隨後，悼公便著手于國計民生，減輕賦稅，放寬刑罰，免除百姓對官府及貴族的債務，對鰥寡孤獨之人予以照顧，援助災荒，禁止邪僻侈蕩之事，並嚴格規定不準侵犯農時，對國家、大夫、卿士興建土木工程亦有所限制。
而在對外關系上，晉悼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即位第二年，晉悼公即召集魯、宋、衛、曹、邾在戚地（今河南濮陽北）相會，采納魯國仲孫蔑的建議「城虎牢以逼鄭」，最終使得鄭國月兌離楚國而向晉國靠攏，而陳國隨後也來歸順。悼公同時采納了大夫魏絳的建議，與戎狄修好，從而免除了南征楚國時的後顧之憂。
經過這一系列雷厲風行的行動，晉國終于具備了南下與楚國爭雄的實力。晉悼公也逐漸通過保宋、和戎、聯吳及疲敵戰法的實施，出現了「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例，亦無貪民」的富強局面，逐漸恢復了晉國的霸業，形成了天下諸侯、以晉為大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