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考教，似如殿試，這些人自是早有準備。
若以富國、強軍、拓展民族生存空間之類的角度去看，這些人的回答相當靠譜。至少，在貿易、經濟、海軍、南洋、拓張、殖民等問題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譜的多。
但皇帝听後，心里很難說清楚是什麼滋味。
听著這些人張口閉口便是什麼「壟斷」、「貿易」、「商品」、「同化」、「統治」、「勞動與財富」、「分工」之類的詞匯，皇帝面上雖頻頻點頭，不時夸獎幾句，可內心終究是有些警惕的。
這些人說的這些東西，只有這些人懂。
這些人之間，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們爭辯所用的詞匯、爭論所用的思辨方式，卻是一致的。
皇帝並不知道後世的事。
但若以後世的例子，可以說，他們內部的爭論和異議、以及爭辯所用之詞匯、理念，有點類似于俄國的民粹派和布黨︰都用階級、斗爭、資本、社會這樣的詞匯；最終目的听起來也是一致的。
其實他們的思想差別很大，問題就在于，他們用的詞匯、理念、最終理想，在外人听起來，卻根本分不出區別。
皇帝從不擔心劉鈺這一個人，因為劉鈺的行事風格也好、大順的集權結構也罷，劉鈺自己是翻不起什麼風浪的。
可是今天詢問這些人對南洋、貿易、富國、強兵的看法，這些人所用的詞匯、思辨方式，卻讓皇帝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擔心。
順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勛貴掌軍，來達成與文官的一種平衡。
同時，因為明末西學進入，使得大順可以開辦武德宮，以一種完全不同于儒學文官的教育系統，培養一支能夠和儒學系文官格格不入、互相仇視、爭奪官缺的基本盤力量。
但是，用新順開國、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說法，「武德宮如果不考泰西幾何天文地理之類的學問，便是去背祖率、看誰背的小數點後位數多，其實也一樣。只是選出一群聰明人做官，用來平衡罷了」。
三舍法武德宮、良家子、開國勛貴等，這一支平衡儒學文官的力量，是沒有「道」的。
他們沒有什麼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義，或者說，他們的「道」，仍舊是儒學那一套東西。
或者說，根本沒有。
當王莽新政失敗之後，儒家最後一次在現實構建地上天國的理想也基本破滅了，如今便是科舉出身的，問他有道嗎？只怕也沒有，哪有真的準備踐行三代之治、真的實踐復歸井田的？
既然都沒有道。
也既然太宗皇帝認為，哪怕是比背圓周率小數點後的位數、或者比看誰畫屎畫的傳神，選出來的人和科舉選出來的，在做官能力上區別不大——熟讀經書科舉高中的人，到底是因為他們本身足夠聰明才智能夠理政、還是因為他們學了經書才能理政，這一點太宗皇帝傾向于前者，並認為聰明人都去學書經所以科舉選出的一定是最聰明的幾個，但要是去學幾何算數天文地理諸子百家，考試取名次基本上還是他們——那麼，說白了，武德宮良家子這一套系統，就是為了制衡而存在的。
這是明擺著的事，大順朝中上下全都清楚，禿頭上的虱子。
至于為什麼非要用所謂的「泰西學問」，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諸子百家？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敢用諸子百家為與儒學抗衡的道統，大順這江山就坐不住。
諸子百家，是有道的。
故而用泰西學問，其實對應的，是儒家六藝，因為幾何之類的泰西學問，只有術而無有道。
禮、樂、射、御、書、數。
科舉選拔，考的是六藝之三︰禮、樂、書。
武德宮選拔，無非考的是六藝余三︰數、射、御。
這麼听起來，就好听的多，大順依舊是尊重儒家道統的，與「保天下」三字是吻合的。
武德宮考的策論、歷史、地理、算數這些，也只能算是所謂「儒學的一個分支」。
總歸，道統依舊是儒家道統，至少面上過得去。
這樣，一分為二，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盤，用來對抗儒學文官體系，達成一種類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狀態。
這是沒什麼問題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宮出身與科舉殿試出身之間的沖突，基本上不太喜歡武德宮出身德和科舉出身的之間的聯姻、官員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個潛規則內大家都認可的數量。
必要的時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壓武德宮體系的；或者以武德宮體系的，打壓儒學文官體系的。
這是大順復「出將入相之漢唐風氣」的基礎。
然而，現在皇帝考教的這些人，說出來的這些東西——雖然皇帝也覺得很有道理——讓皇帝嗅到一種權力或者說政治上的危機。
武德宮之前是只學術、不學道的。
現在跪在身前的這些人，到底算不算學了一種新的「道」？
動輒談貿易、勞動量、財富、貨幣、分工……儒家六藝里，怎麼也說不出這些東西吧？
禮、樂、射、御、書、數，這些東西應該算在哪一個里面？
當然這不過是為了面上過得去的政治爭取，不歸納于內，也能找到別的理由。
問題是，這些人回答的東西、考慮問題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舉出身的、還是武德宮出身的，都格格不入。
就以皇帝詢問的「爪哇該如何治理」一事來說。
西爪哇，要不要土改、分田于小民？
其實，不管是此時在這里跪著的，還是那些沒在這里的科舉或者武德宮或者勛貴出身的人，有才能的給出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要改。
答案是一致的。
但是，出發點，或者說「為什麼要改」的理由，卻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就和劉鈺認為的「漢明得國之正」，與大順或者大明官方意識里的「漢明得國之正」，結論是一致的，理由卻完全不一樣的情況，基本類似。
一個是底層的反抗是得國之正；另一個是沒當過蒙元一天的官沒拿過蒙元皇帝的俸祿是得國之正。
答案一致。
思路可謂千差萬別。
于西爪哇土改問題，也是如此。
科舉或者武德宮出身的人，回答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為幾類。
仁政，這是口號。
實則，分田于小農，此抑兼並政策之延續。
抑制豪強。
方便流官。
革除當地的「土司」勢力。
編戶齊民，便于統治。
瓦解當地「土司」和「豪強」的勢力，使得朝廷可以對西爪哇進行控制。
而此時跪在皇帝面前的這些人，給出的理由，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認為，西爪哇要土改的理由，這些人幾乎都差不多，而且前面的卻截然不同。
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土改之後，使得西爪哇的農民耕種土地，使得他們的收益歸于自己，提升勞作的積極性。而他們種植水稻、棉花、咖啡、靛草等，又正是大順所必須的。
大順的鐵器、布匹、木器、農具等，可以換取他們種植的稻米、棉花、咖啡、靛草。
相當于，以極低的價格，收走了西爪哇農民的收獲。
咖啡等，可以賣到歐洲換金銀貨幣。
稻米，可以穩定江南的米價；棉花，可以讓江南紡織成布，再換取更多的南洋棉花靛草。
如此一來，既可以展示與荷蘭的「強迫種植制」完全不同的仁政，又可以極大地促進大順的工商業發展，為江南工商業提供足夠的原材料的同時，還可以打開一個南洋的市場。
他們認為，西爪哇的土改，將會提升西爪哇農夫買東西的潛力。他們買的布越多，大順賺的錢越多，賺到的稻米棉花靛草等原材料就越多。
如此一來，一則，使得工商業興盛，緩解大順因為人頭稅取消之後的兼並之風下，大量破產農民的求活問題，可以去城市做工嘛，生產的東西再賣給南洋；二來，也可以加深對南洋的控制，使得南洋離開了大順，毛也造不出來。
而這，也造就了皇帝嘴上對這些人連連夸獎、內心卻考慮權衡著權力與政治繼而產生了擔憂。
武德宮與科舉，那是白馬、黑馬。
大順擔心，全他娘都是黑馬，一片漆黑，以致出現前朝之禍，儒林在基層徹底壯大。
所以弄出一堆白馬︰別以為就你們黑馬能拉車，逼急眼了，老子用白馬拉車。
不過，這也只是嚇唬嚇唬你們。
威懾性的力量，只有在動用之前，才有威懾力。一旦用了，就卵用沒有了。
你們好好的，看上去朕可能會全用白馬拉車，而且白馬的數量也夠，但是你們且放心，你們別做的太過分，朕也不會全用︰大順還是保天下之道統的嘛。
雖然降衍聖公為奉祀侯，但也沒一擼到底弄成平民不是？
雖然整天嘴上嚇唬你們，要用武德宮出身的來執行皇帝的意志，但也是嚇唬嚇唬你們，你們同意朕的妥協意見，坐地起價、就地還錢，大家還可以商量嘛。
可現在，眼前這些人，與武德宮、科舉之間的關系，可不是說白馬、黑馬，現在又多了種黃馬。
而是，這是一群有犄角、偶蹄的、反芻的黃牛。
非說他們都是四個蹄子，都有尾巴，都有耳朵，都倆眼楮，然後說他們和不反芻、奇蹄的、沒犄角的白馬、黑馬沒啥區別，就是一群黃馬……
似乎有道理，卻又似乎說不過去。
最起碼，此時的皇帝，覺得不太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