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能否說服別人，有時候不是靠有沒有道理，而是靠給多少錢行賄。
這一點上，菲利普斯從齊國公的態度上就能看出來，他在廣東貿易的時候沒少和當地的官員打交道。
現在他該陳訴的已經陳訴完了，于是說道︰「公爵大人，具體的事項，我會回去寫成書面的報告，送到你的衙門里。」
這意思也很明確，今天的事有些突然，我得回去準備送禮的禮物，到時候會一並送到你手里。
齊國公懶洋洋地嗯了一聲，說道︰「既如此，那你就回去好好‘準備’吧。兩日之內送到我這。」
說罷，也沒有再多的表示，而是端起來了茶，舉而不動。
菲利普斯起身告辭，回到在天津暫時的住處後，頓時犯了難。
現在很清楚了，要行賄。
可是，怎麼行賄、用什麼行賄，他卻犯了難。
之前在廣東的時候，一般也就是和海關的人打打交道，那些人在順帝國內的官職都不高。
如今卻是主管順帝國外交部的公爵，該送多大的禮？
若只是考慮送多大的禮，這還好說一些，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銀。
公司有規定，有財務制度。
畢竟這是一個股份制的公司，送禮在招待費中，需要十七人委員會找會計審核的。
不能說送禮的人說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要是說送禮一千兩，結果只送了三百兩，報了個一千兩的賬，那七百兩不就被私吞了嗎？
所以荷蘭東印度公司送禮是有講究的，按照慣例的海關賄賂有定例。
但新的，那是要「借」錢給收禮人，要讓收禮人寫借據的。
這就是一種變相的行賄，借出去也不用還。
可是……眼前這是一位帝國的公爵，菲利普斯對中國官員還是有些了解的。
不要說公爵，就算是節度使級別的官員，行賄的時候還要寫借據，在官員看來那就是一種侮辱！
送禮寫借條收據？得，這禮我也不要了，你拿回去吧。辦成事難，叫你辦不成事卻容易。
想到這，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罵著鹿特丹人，如果不是鹿特丹人非要糾結賬目，也不會有這麼奇葩的規定，現在實在是難辦。
七省共和國的貿易公司，自然是數個省的商人合力辦的。
十七人委員會里，八個人是阿姆斯特丹商會的，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個，但是第十七個席位必須從除阿姆斯特丹商會外的人里選。
也就是不可能允許阿姆斯特丹擁有九票，從而使之獲得單方面的控制權。
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人，拿到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拉著澤蘭、代爾夫特、侯恩、恩克霍伊增，以九對八的優勢，質疑「對華直接貿易的賬目」有問題，要求必須要把對華貿易的賬目公開。
包括行賄送禮，也必須要制定規範流程，以免阿姆斯特丹商會的人中飽私囊，超額報銷。
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會的，他不想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惹麻煩。
包括澤蘭在內的其余商會最近對阿姆斯特丹商會的意見很大，普利普斯雖然自認為沒有私心，一切都是因為這場突發事件而盡可能保住對華貿易。
可外部問題好解決、內部問題難解決，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引爆蓄積在公司內部已久的諸多矛盾。
當初奧斯坦德公司與荷蘭爭茶葉貿易的時候，是阿姆斯特丹商會「力挽狂瀾」，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廣東和福建，穩住了茶葉貿易。
所以阿姆斯特丹商會「自恃功高」，認為應該︰公司出錢，阿姆斯特丹商會出人，自行其事，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葉數量運回即可，至于到底帶了多少貨，那是阿姆斯特丹商會的事，和公司總部無關。
很顯然，這樣會給阿姆斯特丹帶來「小金庫」。
本來這件事很好解決，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第二多的是澤蘭的四人。
只要把澤蘭拉過來，有錢兩家一起賺，保住十二人，為了制約阿姆斯特丹的第七十人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然而澤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跟著阿姆斯特丹干，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會拿大，他們拿小。
若借著鹿特丹商會反對的機會，澤蘭站到鹿特丹這一邊，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達成︰阿一條船、澤一條船、其余省共分一條船、巴達維亞妥協一條。這比與阿姆斯特丹商會合作阿做大、澤做小要強得多。
這已經不再是百年前力同心、效率為先、通力合作、開拓時代的年輕小伙了。
而是一個快二百歲的耄耋老人，一個政治體活了二百年，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必然陷入內斗為先的時代。
歷史上也的確如此，要不是七年戰爭荷蘭中立、普魯士的埃姆登王家廣州中國亞洲公司在七年戰爭中被迫關閉、英法西在七年戰爭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貿易阻塞，導致荷蘭吃了一波中立紅利，就其債務問題而言，實際上七年戰爭再晚兩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會破產崩盤。
現如今大順開關導致的各國貿易量增加，荷蘭東印度公司面臨的競爭比歷史上要大得多，內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壓不住了。
鹿特丹商會的要求便是︰本錢既然是公司出的，那麼船上的貨物、賬本、資金流水等等，都必須要在公司內公開，不能像以前一樣，你阿姆斯特丹商會拿了公司的錢去肥你們小團體。
其中，行賄必須「寫借條」的規定，也是公司財務制度之一。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會的人，在這個風口上，他想的很清楚。
自己違反財務制度去行賄，救了公司，大順不會去管巴達維亞的事。
可救完之後，鹿特丹和澤蘭會不會揪著他不放？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對華貿易保住了，那他就是一個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
可自己如果不違反公司財務制度，不去行賄，真的導致對華貿易出了問題，他的前途也就沒了，可能還要被質問「為什麼當時不作出決斷行賄」？
派人回總部請示，一來一回，快一點兩年，慢一點三年，根本不現實。
開拓時代，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麼效率怎麼來。那時候的公司職員不會想這些勾心斗角的事。
可現在，時代變了，不再是那個不需要考慮內部勾心斗角的時代了。
將憂心的事和隨船的第一商務代辦大致一說，隨船的第一商務代辦笑著說道︰「委員先生，這是一件很容易解決的事。」
「六年前福爾德因號商船前往廣東貿易，您是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和船長都會購買私貨，回去售賣。當時茶葉在阿姆斯特丹的售價很高，船長手里的現金不足，于是將福爾德因號船長室里的鏡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廣東的商人交換了三十二箱工夫茶。」
「回到阿姆斯特丹後，他只用了一箱茶葉就換回了福爾德因號的鏡子，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
「中國人不會制作玻璃，更不會制作鏡子。您可以將船上的玻璃和鏡子都拆卸下來，再加上船長室的裝飾品，作為禮物送給中國的公爵。」
「這是默許的商業行為和船長福利。而且這樣也不違背公司新的財物規定。我想，那位中國的公爵看到一面這麼大的鏡子後，一定會高興的跳起來。」
一籌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認為這真的是一個天才般的想法。既可以繞開公司的財物制度，避免內部將來的沖突，又可以為公司立下功勞，回去後升職加薪。
而且，公司計算的成本，是以阿姆斯特丹的價格計算的，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塊鏡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簡直就像是拿著玻璃珠子與美洲土著交換黃金和毛皮一樣，自己的聰明才智一定會被人傳誦，成為一段傳奇。
…………
與此同時，英國人那里，正在舉辦一場內部的小酒會。
常駐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總辦法扎克萊，作為一個在廣州住了快十年的人，這一次跟隨王室特使一同前往天津。
今天這場酒會，為的不是別的，而是為荷蘭人被大順質問巴達維亞的事而干杯。
雖然，英荷同盟。
但是，法扎克萊早在六年前就接到了公司總部的命令︰嚴密監視荷蘭人在廣州的直航貿易，盡可能動用當地的關系，用行賄、散播謠言的方式，破壞荷蘭人的對華貿易。
理由，也很「名正言順」。
奧斯坦德公司是英、荷、普等國合力逼迫哈布斯堡關閉的，英荷兩國在合力施壓之前，是有過協定的。
即「保持各方對華貿易之現狀」。
現狀是什麼？
現狀是荷蘭繼續保持巴達維亞的中轉貿易，阿姆斯特丹的直航貿易只是權宜之計，一旦奧斯坦德公司關閉，就維持原本的貿易模式。
結果呢？奧斯坦德公司一倒閉，你荷蘭人不但沒恢復原樣，反而變本加厲，船越來越多，這是無恥而令人作嘔的商業欺詐。
而澤蘭商會，又是對英茶葉走私的大客戶。本來荷蘭人已經不講信譽破壞了密約協定，澤蘭商會又火上澆油，英國人已經很不爽了。
用英國那些私下的大談國事之地下小報的話說，這件事叫「我們偉大的喬治國王用英國的影響力，無私地幫助荷蘭人掃清了對華貿易的最大競爭對手；熱情地以漢諾威選帝侯的身份承認了神聖羅馬帝國《國事詔書》繼承法的變更，並發誓用英國人的鮮血來保衛特蕾莎公主。那麼我們英國得到了什麼？答︰他的兒子，又一位不會說英語的英國國王。」
這一次荷蘭被大順質問「巴達維亞華人生存狀況」問題，法扎克萊不只是幸災樂禍那麼簡單，而是大膽地提出了一個建議。
「特使先生，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讓荷蘭人退出對華貿易的機會。當年荷蘭人用造謠中傷、誹謗，甚至屠殺的手段，將我們驅趕出了東南亞和日本。甚至當我們試圖重開對日貿易的時候，又是荷蘭人向日本詆毀，使得日本人以我們的國王娶了天主教的凱瑟琳公主為理由，拒絕了我們的貿易請求。」
「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造成中國與荷蘭之間的猜忌和不信任，如果中國能夠單方面禁止與荷蘭的貿易，對整個公司的利益提升是巨大的。我們就只需要應對哥德堡的走私販子就可以了，而不用去考慮更惱人的澤蘭走私販子。」
「現在是一位中華帝國的公爵主管外交，我們或許可以用荷蘭人當初在日本阻撓我們的手段，來對付荷蘭人。」
「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
特使很認可這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法扎克萊先生，波沃爾伯爵特意叮囑我，您在廣州住了許多年，對中國的了解遠不是那些在倫敦的人可以相比的，一個紳士應該善于听從別人的意見。這一次除了用于采購禮物的一萬英鎊經費外，還有八千英鎊的特別經費，用于一些意外的開銷。如果您需要賄賂這位工具，可以從八千磅的特別經費中隨時支取。」
說完，舉起酒杯，微笑道︰「敬‘Oculum pro oculo， et dentem pro dente’！敬可敬的東印度公司。」
法扎克萊舉起酒杯，輕踫之後，笑道︰「這一次是帝國的皇帝允許我們進入他們的京城，您可能不知道中國有一句俗語，大概就是說撒旦很容易見到，但撒旦手下的小鬼們很難對付。」
「而這，也正是我們在一百年前很難開展對華貿易的原因。如果可以見到皇帝，一切都容易解決。但事實上，那時候我們連他們的縣長都很難見到。」
「如今我們可以直接見到公爵，甚至不久之後可以直接見到皇帝，那麼這些‘特別經費’應該使用在合適的人身上。」
「皇帝不需要賄賂，皇帝只需要國禮，他有整個帝國。公爵，並且還是主管外交的公爵更理應得到這份特別經費。如果能夠獲得他的好感，那麼我們在中國的一切行動都將很順利——在他們的官場上，上級的命令是下級必須遵守的，而上級的命令下級也會巧妙地找出其中的關鍵，並且做成上級希望做成的樣子。」
「我認為，特別經費的一半，都可以用在這位公爵身上。而他帶給我們的回報，必然是十倍于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