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古代的輿論表達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是，擊鼓鳴冤。主要是民眾就涉及自身具體的事件向各級官吏進行表達。二是，民歌民謠。主要是民眾就一些普遍的社會現象表達意見。
三是，臣子諫諍。官方自身的監督和糾錯制度。四是，鄉校清議。《子產不毀鄉校》上就是，主要是下層知識分子議論朝政得失，屬于非官方的批評。因為清議參與的大都是知識階層，所以比民歌民謠看待問題更為深刻；也由于討論的大多為「形而上」的問題，所以比擊鼓鳴冤之類的就事論事更理性；因為屬于民間的討論品評，自然與臣子諫諍更多的自由度。
和前三者比較起來，顯得更為超月兌，也更能代表當時社會主流的價值趨向。（一般情況下）正如《紅樓夢》「漢家制度誠堪嘆，樗櫟應慚萬古羞」那樣，漢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作為最高的理想︰
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富貴不能婬，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漢代，儒家學者空前絕後地高尚和純粹，同時，社會上形成了品頭論足的濃厚氛圍，強大的輿論逐漸成為一個無形的政治勢力，這都使漢代的士人高度重視品格的修為，除此之外，個人認為形成這種現象，還由于當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全社會強調道德的力量造成的︰
當時的官吏選拔是選舉征闢，有社會輿論的清議才能被征召，常出現因為一言之評而出將入相，反之，罷職丟官。這種任用辦法其實是把官吏的選拔建議權完全交給了社會，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選拔到政府各級部門，那你說了，那也難免出現虛偽做作的人被誤選吧？如果一個人一輩子都虛偽著做善事，那你是說他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呢？
因為，漢代的清議追隨你一輩子，不是你當上官了，就沒有人再品評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對于公眾意見十分敏感，非常謹慎地行事，為了在贏得朝廷的贊譽和避免遭人恥笑。
因此，顧炎武對清議的作用評價很高，他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舉個例子︰《後漢書》記載︰「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于是聲譽衰減」。
過了許久,他深感不安,問他的兒子︰「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崔鈞答︰「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問︰「何為然也？」崔鈞回答︰「論者嫌其銅臭。」
這種無形的力量，避免了後代科舉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顧炎武《日知錄，清議》︰「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于清議到後來出現官官相護，彼此吹捧的現象，又當別論。）
真正使「清議」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並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的肇端，還在于東漢桓靈二帝時期，出現的兩次「黨錮」事件。當時的昏君上梁不正，「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間相互傾軋，朝堂上的第3股勢力——正直的大臣勢力與之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同時，政以賄成，士人失去了進身之階，在野的士人與當朝大臣合流，激揚名聲，非議朝政，清議由原來的察舉舉士，演變成為黨人之議。當權派組織反撲，將在職的大臣銷職，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圍繞在銷職的大臣周圍，成為真正意義上龐大的在野黨。
巨大的政治壓力，也使得清議朝兩個方向分化︰一是繼續入世，二是選擇遁世，後者為魏晉源遠流長的清談、談玄開了先河。因此，我感覺漢末的清議分成幾種形態︰一是，品評人物，傳統形態。到晉代逐漸從漢代的品評人內在德操，（如許劭評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變為注重人的外在風神（如說某人風神俊朗等等）。
二是，評價朝政，黨爭形態。到晉代高壓狀態下，基本絕跡。三是，清談務虛，遁世形態。到晉代出現竹林七賢，到東晉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務的普遍風氣。